上帝没有发笑，他笑了

7月17日，杀死20年前弑母仇人的张扣扣判刑了，死刑。

7月18日，劫持章莹颖致死至今仍让尸体下落不明的布伦特·克里斯滕森判刑了，免除死刑——终身监禁并不得假释。

两起杀人案件，在不同的国度，在几乎一致的时间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：前者是对复仇者生命的剥夺，后者是对作恶者生命的宽容。但是在公众的哗然中，越来越靠近同一个性质的争论——

法律的权威和人性的考量，边界究竟在哪里？

杀戮，源于人性，毁灭人性。为了遏制文明社会杀戮行为的泛滥，以牙还牙的“死刑”出现了。在大众的普遍理解当中，死亡就是对人的终极惩罚。

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章莹颖案中，无法忍受内心的激愤，一直表达判决凶手死刑的强烈意愿。

明年，韩国“素媛案”的凶手赵斗淳就要出狱了。

但是回想起11年前“素媛”受到的灭绝人性的伤害，韩国民众还是会怒不可遏。

虽然凶手没有夺去“素媛”的生命，却给一个家庭留下了比死亡还痛苦的煎熬。所以，当年得知凶手只被判12年徒刑时，整个韩国社会群情激愤，公众自发组织了多次抗议集会。但即便如此，凶手的“轻判”和“素媛”一家的痛楚都无法被逆转。

从《汉谟拉比法典》至今，人类的成文法发展了近四千年。

但即使再过四千年，人类的法律其实也始终无法在任何情况都作出绝对正确的判定。因为人性复杂所产生的可能性与相伴而生的法理追问，永远无穷尽。

诸如，白人警察枪杀黑人，但因为坚持称看到对方持有手枪，所以属于正当防卫被判无罪的案例；或者是强奸杀人但因未达年龄而未得到重判，而后又逍遥法外性侵杀人的案例，不在少数。

乔治·艾略特说，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而制定的。

然而，不少情况下，无辜与否不是非黑即白的。

法律需要维护结果正义，但要以程序正义为前提。

当程序正义得到维护，而结果正义与之冲突时，难免会出现个别犯罪者被放纵的情况。受害者以及与之共情的公众，心中的愤懑会因此难以抒发。

当法理无法达到群众心中期望的惩治目标时，大家对作恶者说“你快点去死”的愿望就会越发强烈。

于是，像张扣扣这样的复仇者随之而生，目的是实现法律所不支持他的“杀人偿命”。

西藏地区的康巴人信奉“有仇必报”，否则就是耻辱。在电影《撞死了一只羊》中，杀手金巴在父亲被杀后，十几年坚持以为父报仇为使命。更为人熟知的还有同样为父母报仇的蝙蝠侠。

在仇人的鲜血迸溅出来前，张扣扣、金巴或是蝙蝠侠的本质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自身内心正义孤独的维护者。不同的是，在手刃仇人之前，金巴和蝙蝠侠看到了一些人性的真相和希望，但是张扣扣看不到。

不过，死真的是最终极的惩罚吗？其实未必。

大清未亡之前，还有剥皮、腰斩、凌迟之类五花八门的酷刑。不过在当下的文明社会，出于人道主义，死刑变得越来越温和，不到90秒就会安然死去。

在美国，因为判处死刑的后续陪审团审判、延迟执行等各种因素，近50年来75%的死刑最后都没能被真正执行。

如果换成在狱中接受徒刑，首先犯性侵罪者在狱中是最被鄙视的。白岩松在评价王振华时说过，“监狱里也有鄙视链，而猥亵女童这类罪犯是在鄙视链的最底端。”通俗来说，迎接布伦特的将是无尽的“捡肥皂”。

而且，无期+不可假释的判决，决定了犯人一辈子绝对在监狱里，至今都没有这类犯人被假释的先例。

所以，凶手布伦特的终身监禁也未必就比死刑来得舒坦。

只是，从眼前来看，死亡是最直观的剥夺，而终身监禁可能带来的折磨，公众无法目睹，加上对徒刑监禁的永久性和改善作用的不信任，多数人还是希望以最直接的抹杀，来确保正义的伸张，还世界以安宁。

公众聚集在一起，不可避免成为情绪化的集体。

但并不能简单粗暴判定这些情绪是“乌合之众”对法理的干扰。本质上，这些集体的处决情绪，是人们对反人性罪恶的淳朴斗争本能，也是弥补法理漏洞的动力。

如前文所说，法律永远都做不到绝对正确，单是新世纪的这十几年，就已经看到了足够多因为法的不科学，所导致的人性破裂。

16年前孙志刚的死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
那时公众最强烈的感觉，就是死亡原来如此随机，出门上个网人就没了。事件在全国海内外都引起强烈关注，民众纷纷呼吁严惩凶手，并执行违宪审查。最后多名凶手被判处死刑，相关管理者被撤职处分，关键是废止了原有的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，促成了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的公布。

如果没有公众这种强烈的情绪，或许下一个孙志刚还会再出现。所以孙志刚的墓志铭上写着，“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”。

类似经历的还有“唐慧”，因为女儿被强奸和强迫卖淫，她不满判决结果而走上维权之路。却因为频繁上访，被处以1年6个月的劳教。消息一经公布，引起舆论强烈关注，事后第9天，劳教委撤销了唐慧劳教决定。因为该案件，2013年12月28日，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也被全国人大正式废止。

“素媛”案也一样，尽管已成现实的判决无法改变，但是在猛烈的公众情绪下，时任总统李明博下跪道歉，并向国民承诺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。2009年，韩国儿童性犯罪的最高刑期就从15年提高到30年，2013年又进一步提升到无期徒刑。

《论语》有言：“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；取乎其下，则无所得矣。”

大众对极端犯罪者死刑的强烈愿望，也是“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”。

在反人性的犯罪面前，要求多数的公众冷静、理性是不现实的。冷静这种动作，本就应该是独立思考的上层个体的任务，而汹涌的情绪就是负责给决策的个体施以改变的压力和动力。

美国废奴运动领袖菲利普斯曾经说过：“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，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。”

现实的转变，往往就是需要公众一些汹涌激烈的情绪才有动力去扭转，如果人人都是不温不火的情绪，最后往往只能“得乎其下”，或者“无所得矣”。

当下，早已不是用拳头和鲜血来决定对错的野蛮社会，因为法律的存在。

要活在这个时代，总归要遵循一个共通的原则，这是法治的根本。

在法官宣读完判决结果后，凶手布伦特低下头微笑了。法官对他说：“陪审团向你显示的怜悯是他们人性的证明，而不是因为你的原因。”对于凶手的判决，章莹颖父母尽管是有百般不满，但是唯有接受，并且祈愿凶手的良心发现，说出章莹颖的下落。

这就是法律在程序上的正义。

因为方法和时空的局限性，完整还原一个案件的全部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正义的方法和步骤，就显得尤为关键。

公众直观看到的，仿佛是对恶的放纵。

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新证据发现，侦察机关还可以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如果过分追求结果正义、客观真实，被告人人权往往就难以保障，呼格吉勒图、聂树斌之类的冤假错案也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
法律根本上不是针对任何个案的法律，它的目的是维护绝大多数情况的正义，避免遗憾的发生，而不只是一时的“杀之而后快”。

在文明发展的过程，现实的多数都是向着人性美好的方向在改善。

不过我们仍隔三差五目睹着各种法的不足，引发公众汹涌的情绪。这是人类进步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纰漏，但是如果法律频繁地辜负人性的情绪，那难免会让公众对法理的合理性感到失望。

公众不能祈求张扣扣这样孤独的复仇者再次出现。

所以在坚持法理正当的同时，要如何触及人性所渴求的可能？

在伊朗，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。

24岁男子巴拉勒，在7年前的一场斗殴中，杀死了一个同龄人。因此，他要以他的命偿受害人的命。行刑的这一天，死刑将由死者母亲来执行。只要踢开他脚下的那个凳子，这位年轻的凶手就将和这个世界永别。

目睹着他走上行刑台的母亲已经瘫倒在地，无能为力。

死者母亲万分愤怒，她向在场的人群诉说了丧子后的巨大悲痛和煎熬。话音刚落，她就突然走上行刑台，狠狠地打了凶手一巴掌。当人们以为她即将踢掉凳子时，她却高声说了句“你被宽恕了！”然后伸手解下了巴拉勒脖子上的绞索。

死者母亲难掩悲痛，转身掩面哭泣。原本瘫倒在地的母亲冲了过去，跪倒在死者母亲面前，亲吻她的脚面。两位母亲抱在一起痛哭，死者母亲说：“因为我遭遇了丧子之痛，所以不想再让另一位母亲承担苦难。”凶手巴拉勒开始失声痛哭。

这是人性在法理面前的一束宝贵而耀眼的光辉。

人性虽美好，但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，成文的法律，才是人类社会有条不紊前进的有效规则。我们总希望可以在感动中看到人性的进化，希望在法理走到死胡同的时候，会有人性出来救场，但是，公平正义，不能永远在修正的过程中，因为人性不可能一直在场……

依靠孙志刚之类以命相抵的案例，来推动社会进步，就像把自己活活的做成标本，以挣扎的姿态证明我们的生命多顽强一样，其实毫无美感可言。

少少益善，绝迹了最好。

撰文 | 拙见采编部

配图 | 来自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

“你认为凶手布伦特的笑是什么意思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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